（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金满楼供稿）

在1907年清末官制改革问题上，军机大臣瞿鸿禨因坚决反对撤销军机处、设立责任内阁，由此和首倡其议的奕劻、袁世凯集团形成了尖锐的矛盾，并引发了丁末年的那场政治地震，史称“丁末政潮”。

客观的说，瞿鸿禨虽然看似保守，但并非是什么卑鄙小人。瞿鸿禨出身耕读世家，多年的儒家传统教育培育了他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“为天地立身、为生民请命”的士人风骨。有一次，瞿鸿禨因母丧而回籍守制，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，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。这在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晚清，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。瞿鸿禨当时身为军机重臣，其地位仅次于庆亲王奕劻，但在为官和个人志趣上，他与奕劻、袁世凯等人大不相同。和人来人往、红包不断的庆王府不同的是，瞿鸿禨虽然门生故旧满天下，但其家门却“屏绝警卫，门无杂宾，萧然斗室，一如书生”，他平时出行，也只有“一舆二仆”，为世人所景仰。

袁世凯是清末新政后地位上升最快的官僚，他头脑灵活，深知在朝廷办事没有红包的润滑是万万不行的，于是他在贿买了首席军机奕劻之后，也试图用同样手段拉拢瞿鸿禨。开始的时候，袁世凯派人给瞿鸿禨送上“当修门生之敬”的礼节性红包，被拒后又送去“请为昆弟交”的结交性礼金，但再次被拒。两次被拒后，弄得袁世凯十分的尴尬和郁闷。后来瞿鸿禨的次子成婚，袁世凯特意让人以“北洋公所”的名义送上一份八百两银子的厚礼，居然第三次被瞿鸿禨很礼貌的回绝了。袁世凯混迹官场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“不识时务”的人。

由于当时奕劻和袁世凯联手，瞿鸿禨未免就有点势单力薄了。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，这便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。说来也是巧合，瞿鸿禨和岑春煊都是在庚子之役中护驾有功，由此得到慈禧太后的重用（瞿鸿禨是在庚子之难中，他为代慈禧代拟诏旨，从而成为军机重臣；而岑春煊则是在慈禧与光绪出逃的时候首先率部勤王，随后被委派为地方督抚）。

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，为人有胆有识，做事很有魄力，在当时的地方总督里有“北袁南岑”之称。和瞿鸿禨的志趣颇为相似的是，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。他在两广总督的任上，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“公礼”---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四十万的银票。岑春煊收到后，严加拒绝。米商们非常惊恐，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，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，没有收礼的岑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的爱护商民，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，那些商民都含泪相送，连称“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”。

但是，岑春煊对手下那些官吏就不一样了。他在任期间不惧权贵，曾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，当时人送岑春煊绰号“官屠”，与“士屠”张之洞、“人屠”袁世凯并称“清末三屠”。毫无疑问，岑春煊在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后，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---“庆记”权钱交易所的老板庆亲王奕劻，自然也就被奕劻等人视为异己了。

正因为得罪了奕劻，后来岑春煊由两广总督调任云贵总督，而且“毋需来京请训”。从一个繁华之地调往贫穷之区，岑春煊当然知道是奕劻作的手脚，目的就是要让他远离权力中心。对于岑春煊的遭遇和想法，瞿鸿禨也是心知肚明，于是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，岑春煊决意要见慈禧太后一面，以求事情有所转机。开始的时候，岑春煊在上海称病不行，随后在瞿鸿禨的秘密操作下，岑春煊假装从上海出发，前往汉口。走到半路，岑春煊突然来了个大转折，乘火车“迎折北上，坚请入对”。

岑春煊的突然到来，使得奕劻、袁世凯等人颇感措手不及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静观其变。不出意料，在瞿鸿禨的帮助下，岑春煊很快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召见。老太后和岑春煊相见后，谈起当年蒙难之事，君臣未免唏嘘了一阵。慈禧太后想起当年岑春煊亲自跨刀立于在破庙门口整夜守护的往事，也颇为的动情。她指着光绪说:“我常和皇帝讲，庚子年要是没有你岑春煊，我们母子哪来的今日啊？”于是岑春煊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的“不胜犬马恋主之情”，请求开去云贵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的意思。慈禧太后听后，当即就表示:“你的事情我知道了，我总不会亏负于你！”

很快，岑春煊从云贵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，这也标志着瞿鸿禨和岑春煊正式结盟。岑春煊还没有上任，就来了个大动作，他把矛头直指其第一下属，邮传部侍郎朱宝奎。朱宝奎是奕劻的私党，平时声名狼藉，靠钱打点关系才获得这个副部级的位子，没想屁股还没坐热，从未见面的上司便要将他罢官。在给慈禧太后谢恩的时候，岑春煊向太后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，“不能与此辈共事”，并说要不将此人革职，就不到部里去就职。慈禧太后劝慰无效，只好卖一个面子给他，将朱宝奎革职----长官尚未到任，便先将自己的副职革职，这种事情在中国官场历史上实属罕见。

首战告捷后，瞿鸿禨等人便再度发起攻势。在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，御史赵启霖便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，要求将他们查办。赵御史揭发的这个事情，其实在前不久的一家报纸就已经披露了。将这两个事情结合到一起看，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---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，而那家名叫《京报》的主笔汪康年则是瞿鸿禨的门生。很明显，瞿岑联盟又出招了。